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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南越带路党啊！”在座的几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心中都是闪过了同样的念头。
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，只要不是傻子，基本都能看明白形势的走向了。在海汉人的坚船利炮猛攻之下，南越小朝廷已经岌岌可危，而且连求和的可能性都早已失去。即便这次能扛住了海汉人的和北越宿敌的夹攻，那下次呢？海汉人平均半年就要发动一波大的攻势，而这么短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南越疗伤，不管是军力还是财力都早已告急，之所以能撑到现在还没有崩盘，其实也只是因为大部分人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作困兽之斗。
身在底层的普通民众和军人都没有自主的选择权，他们只能听命于高层掌权者的摆布，就算想逃离这个战场也无路可走。而某些处于权力金字塔中上层的人士，手上却还有可以打出的保命牌。虽然现在跳出来当带路党似乎时机稍稍有些晚了，但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事的希望。至少在阮经贵看来，这事还是能拿出来跟海汉人谈一谈条件的。
阮经贵虽然没有官身，但他去年曾经肩负和谈使命去过海汉人的大本营三亚，与海汉人有过较为深入的接触，回来之后在南越就算是数一数二的“海汉问题专家”了，因此他的看法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阮经贵认为，海汉民团的战力的确强悍，非如今的南越军队可匹敌，但以他在三亚的经历见闻来看，如此强悍的战力也是巨大的投入所换来的，完完全全就是用银子堆出来的一支天兵。
这支部队的优点固然突出，但短板也同样明显，投入太大以至于海汉人没办法将其规模扩大化，维持跨海作战所需耗费的资源更是巨大。这也正好解释了前两次海汉人跨海到南越作战，为何要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主动收兵——如果不撤军继续打下去，海汉人恐怕很难再用缴获的财富来平衡这支部队在海外的作战消耗。
阮经贵认为这次海汉发兵攻打顺化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而且海汉人这次出兵的规模远超前两次，其作战的消耗也必然更大。以海汉人的作战方式，多打一天仗大概就意味着多出上万两银子的消耗，而这还没有计算人员在战争中的损耗，如果能够以某些条件换取早一点结束这场战事，阮经贵觉得海汉人应该也是乐见其成的。
阮经贵在说出真实意图之前，还特地确认了一下海汉人有没有议和的念头，而颜楚杰不留余地的回答反倒是让他放下心来。如果海汉人愿意为了钱财议和，那么他也没有必要把手上的牌全都亮出来了。
不过对于海汉一方来说，是否要选择跟带路党合作，需要考虑的条件还不仅仅是减少物资消耗或者人员损耗，更重要的还是这种选择是否会对战后的安南局势带来不利影响，是否会干扰到海汉对中南半岛的战略意图实施。颜楚杰沉吟片刻之后才应道：“阮先生所说的阮氏一族，是指全族还是一部分人？”
从1558年黎朝大臣阮淦之子阮潢出镇顺化，阮氏一族便开始在安南国南部地区经营自己的势力。1593年到1600年期间，阮潢与当时把控朝政的“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”郑松闹翻，自行派兵把守广南，不再听从北边升龙府朝廷的命令。尽管阮潢后来将女儿嫁给了郑松之子，现今北越政权的实际掌权者郑梉，两家结成姻亲，但郑阮对峙的局面其实已经在这个时候形成了。
阮潢在1613年的时候已经过世，如今南方的实际统治权掌握在他儿子仁国公阮福源手中。前一阵海汉战船在顺化外海抓获的南越使者阮朱，便是阮福源堂弟阮通的儿子。而阮经贵本人，也是阮氏的旁系子弟，虽然没有进入官场发展，但在南越地区仍然也算是特权阶级的一员了。在海汉一方看来，一直与己方做对的南越死硬派当然是以阮氏为首，而阮经贵现在所代表的投降派带路党，不出意外应该同样也是阮氏的族人，这一个家族中的两个派系，应该还是需要区别对待才行。
阮经贵听颜楚杰这么一问，便知道这事有门了，不过他还是存着讨价还价的心思反问道：“颜将军可否明言，全族如何？一部分人又如何？”
